刘邦母子经过破庙和犁沟两次脱险后，黄昏时终于来到了小刘邦的姥姥家。刘邦从此开始了在姥姥家的生活，直到长大成人，走向社会，出任沛县泗水亭长。
刘邦姥姥家的经济状况，要比刘邦大大那边好得多。此后不久，刘邦的外爷爷，就叫刘邦大大，把家里的几亩薄地卖掉，带着另两个孩子，到沛县来安家落户。由于有岳父的接济，刘邦大大的日子，要比在老家时过得殷实多了。
闲话少叙。几年后，刘邦的两个哥哥先后长大成人，娶妻生子，过起了安然自得的小农生活。由于继承了父亲吃苦耐劳、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，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刘太公(即刘邦大大，有了孙子的人社会上尊称太公)乐得整日合不拢嘴，逢人便夸奖两个儿子。
刘邦也渐渐长大了，但刘太公看见三儿子，却怎么也乐不起来。本来，有娘肚子里说话那件事，刘太公对三儿子总有些偏爱。但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，再看看他的那些表现，却怎么也爱不起来。
刘太公的观点认为，贵人都是有文化的，不上学，无文化，是成不了贵人的。所以，这位祖祖辈辈都没有读过书的农民，竟破天荒地把小儿子送进了学堂。
但是，刘邦一点儿也不理解老爸的良苦用心，进了学堂比鸟儿关进笼子还要难受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晾网，连先生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一天，先生见了刘太公，就对他说：“太公啊，俗话说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我看你这个小儿子，不象个读书人，不是块读书的料，都十几岁了，叫他学农活吧，有你那一二十亩地，还怕他过不好日子。”
刘太公听了先生的话，心里象打了个五味瓶似的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，看来这娘腹说话的事，一点儿也不能当真了，也甭指望成什么贵人了，能象他两个哥哥那样，娶上个媳妇，过上个安生的日子，俺也就谢天谢地了!
刘太公不再叫刘邦上学，而是叫他改学农活，先是叫他学喂牲口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大都知道，干农活的牲口主要靠夜里来喂，天一亮就要下地干活。俗话说“马不吃夜草不肥”，实际上，干农活的牛、驴也是这样，非吃夜草不可。可是刘邦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他家的两头牛、一头驴，饿得呣哇直叫，天亮了肚子还瘪瘪着，一天的早活就都给耽误了。
本来，刘太公最牵挂喂牲口的事，不仅每天晚上睡觉前，都要提醒刘邦莫要忘了，有时夜里也起来看看情况，但是他心疼儿子，一看刘邦睡得那香甜的样子，却又不忍心叫醒。看来这农活也得慢慢学，夜晚起床喂牲口的事，也得等到年龄大了，睡觉醒睡了，自然也就会了，牲口还是自己先喂着吧!
想好后，太公找刘邦郑重其事的谈了一次话：“三儿来，你也不小了，咱的学上不好，咱就得当老百姓。当老百姓也不简单，得能吃苦，得勤力，这方面你得向你两个哥哥学学。我老了，咱家的这一二十亩地，你两个哥哥谁也不会跟你争的，将来还不全是你的。只要你能把它保住，这家底就比你哥哥厚多了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娘腹说话的事，在刘太公的头脑里又猛地闪过，莫非我这小儿子“大器晚成”，将来能成为过日子的好手，发达成一方大户，然后……贵人……。封建迷信思想在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，对两千多年前的一位老农来说，更是坚信不移。
刘邦虽然上学和干农活不如常人，但自小就很孝顺，从来不跟爹娘犟嘴。等太公把话说完，就向父亲表了决心：“好，大大，我一定向俺哥学，不叫您再操心了。”
此后，刘邦天天跟父亲下地，学做农活。说起这农活来，就象丰县人的一句顺口溜那样：庄稼活，不用学，人家咋着咱咋着。但是，刘邦对农活也像上学那样，天生不感兴趣，干起活来光要走神。农活再简单，三心二意也是做不好的，尤其锄地之类的细活，更需要专心致志。可刘邦锄地，锄死的庄稼比锄掉的草还多；学习犁地，就是把不稳犁把，忽深忽浅，弯弯曲曲。有时太公实在气不过了，就训斥他几句，但根本不管用。
的确，做农活这类简单的事情，不需要多高的技能，只要用心，就能做好，所以关键是一个态度和兴趣问题。学做了一些日子的农活，刘邦进步不大，比原地踏步好不了多少。刘太公一腔爱子之情，但恨铁不成钢，小儿子渐渐的让他感到有些失望和担忧起来。娘腹说话的事，再也不去想了。
中国古代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，这种经济的**特点，就是很少与外界发生交换。小农经济则好象生命体的细胞似的，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基本构成部分。但对小农家庭来说，到农村的集市上购置个农具，还是必要的；同时，自己家里消费不了的农副产品，也需要到集市上出售。丰沛县人把农村的这种活动，叫做“赶集”。
刘太公有时也带着小儿子赶集。农村集市的热闹景象，使十几岁的刘邦，大开了眼界。作为封建政治家所需要的知识、经验和能力，这里是他的**个大课堂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刘邦渐渐地能独立赶集了，在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之后，他有了独立活动的机会，这为展示、锻炼和提升他的交际天赋和得天下最重要的用人能力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天地。在这里，他结交了起义后的得力助手樊哙、肖何、曹参等人：又用自己的能力，娶了当地名士之女、后来成为实际执掌朝政十二年的吕太后吕雉为妻。
刘太公深信“儿大不由爷”和“子孙自有子孙福”的道理。所以刘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就再也不去苦口婆心地管教他了。
刘邦开始享受成年人的自由和潇洒。但自家的田里去的越来越少，而赶集的次数却越来越多了。他学会了喝酒，学会了猜拳行令，学会了初步的结交朋友的本事。渐渐的，赶集回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及时了，往往到了天黑，才东倒西歪地摇晃着身子归来，到家后倒头便睡，而且还是一觉天亮。再到后来，竟发展到了夜不归宿，甚至多日有家不回。
刘太公眼看着曾寄予厚望的小儿子越发不济，心里渐渐麻木。但还得强打精神安慰老伴：“哎，什么也不用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吧!”刘老太对儿子更无能为力，只会淌眼泪而已。
这样，刘邦在家乡的名声，真正是糟透了!懒汉，二流子，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不务正业……二十岁，在当时早已是生儿育女当家的年龄，然而这时的刘邦，连媒人也没有一个上门的。
刘邦在村子里的名声虽然不好，但在沛县的名气却越来越大。对他的评价，也不象村里和附近的人们评价的那样，象什么讲义气，够朋友，做事果断有办法之类，完全是积极的赞美之词。
